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有一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宋代抗金民族英雄、怒骂金兀术而被剖心的杨邦乂（读音“义”，而字非“义”）的遗址。其碑文中有“俾曜忠灵于国步艰难、外侮日亟之时，国人等亦瞻慕而兴起乎”等句。那碑文系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南京市长石瑛所撰，充满以古人大义激励国人抗日救亡之正气。其实，这傲然正气又正是石瑛市长的自身写照！
石瑛（１８７８－１９４３），湖北阳新人。早年留学英法，１９０５年在欧洲留学时加入中国同盟会。石瑛先生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忠实信徒，是欧洲同盟会支部的创建人、负责人，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辛亥革命爆发时，在英国留学的石瑛负责为孙中山筹款，资助反清的武装斗争，并追随孙中山的武昌首义。武昌起义后，石瑛曾任孙中山先生军事秘书、武昌师范大学校长、湖北建设厅长、全国禁烟公所总理等要职，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南京市市长、湖北参议会议长等职。１９２５年孙中山逝世，石瑛因“从国父革命最早最久、尽力最多”而享受了为孙中山抬灵的殊荣。他曾于１９２５年参加“西山会议”，一度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但后来，石瑛与宋庆龄、冯玉祥等一起推动国共合作，协助周恩来、董必武培养新四军骨干。抗日战争时期，二次出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与董必武密商合作大计，由石瑛出面创办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由中共派陶铸任教务主任，为鄂豫边区敌后抗日培养了６００多名骨干。他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一道，为推动国共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在南京市市长任内坚持民族大义，为造福一方百姓不惧得罪权奸，直至挂冠而去。石瑛的确是一位特立独行、廉洁奉公的奇人。
拒接蒋学生
石瑛第二次出任湖北建设厅厅长的某一天，有一个衣着整齐、头发梳得光光的高个儿青年，走进厅长办公室，向石瑛自我介绍说：“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并双手呈上蒋介石手书的推荐信。石瑛看完信后，一边与此人交谈，一边观察其行为举止，觉得此人属纨绔子弟，表面虽然恭敬，其实骨子里甚为傲慢，言行举止轻浮自大，善于夸夸其谈，实无真才实学，决定不用。遂致电蒋介石说：“钧座命我为湖北人民办事，又命我为钧座推荐的人安排官职，这样我就不好办了。我要治好湖北，必须选用廉能干练的官员。钧座推荐的人，我认为不合条件，不能安置。”
怒打孔祥熙
１９３４年初，在一次中委会议会间休息时，石瑛气冲冲地走到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面前，面含愠色质问孔：“你为什么借口经费困难而取消了铁道部协助南京市的１２万元？”“南京从一个中等城市跃为国都，增加了多少中央机关？这些机关除大官们外，还有多少小职员要生息、要给养、孩子要受教育，你了解不了解！？有多少贫民没有房子住、小孩没有书读，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你知道不知道！？”
孔祥熙忘不了石瑛整顿南京市税务，一次就征了他几千元现洋的税，心怀夙怨讥讽地说：“南京市的税收不是很可观吗？”石瑛听后，怒火中烧，随手抓起桌上墨盒向身着英国毛料西服的孔祥熙砸去，并大声斥责说：“你别忘了南京市的全年税收尽管很好，但还不到你现有家产的百分之一！”石瑛在孔祥熙笔挺的西服染上大块墨污，还未等他从惊呆中清醒过来时，就拂袖而去，于当月２７日提出辞呈。经蒋介石与汪精卫再三挽留，社会各界也敦请慰留，石瑛才同意留任。
质责贪官吏
石瑛任南京市长时，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要免去朱怀冰湖北省民政厅长职务，石瑛就站出来为朱怀冰说话，说朱干得很好，为什么要免职？质问得汪精卫哑口无言。
１９４３年初，已是湖北省代主席、民政厅厅长兼省粮政局长的朱怀冰，在省临时参议会全体议员会议上作湖北省的粮政报告并接受议员质询。议员们纷纷揭发各地的粮政弊端及粮政局官员的腐败贪污问题，问得朱怀冰瞠目结舌、支吾其词无法自圆其说，竟然推卸责任地说：“我实在干不下去了！我真不想当这个粮政局长，是没有办法，我才来兼这个局长的。我只能搞到这个样子．．．．．．”这时，只听“啪”的一声，坐在主席台上正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站立、步行都很困难的石瑛猛然站起来，双手撑在桌上，怒目竖眉，对代理省主席大吼：“朱怀冰！谁叫你当这个粮政局长了？老百姓没叫你干，我也没有叫你干，哪个叫你干的？你干不好，为什么还要干？你害百姓！”搞得朱怀冰下不了台、无地自容。副议长胡忠民赶紧站出来转圆，宣布暂时休会，朱怀冰只好灰溜溜地走下台来。不久，朱怀冰的粮政局长职务由上面派来的王冠吾接任。
在抗日中辞职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危难之秋，这时石瑛出任南京市市长，为南京市政务殚精竭虑。
石瑛僚属，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委、西北联合大学校长的赖琏（即赖景湖）在纪念他的文章里指出：“他做市长，是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代，请他出山，是作为一种政治号召的。他就职后，一切公事公办，从来不买任何权要的账。那时政府外交政策是对日本忍辱负重，避免和它发生冲突，有时自然免不了退让，甚至屈辱的地方。”
石瑛自知得罪了那么多贪官污吏、“党国要人”，市长位子难以坐稳，便于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７日提出辞呈。蒋介石召见了他，并表示慰问、挽留。据当时《中央日报》报道，蒋“力劝（石）打消辞意．．．．．．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何能任贤者高蹈？（意即：为救国，你不能学古代贤者隐退。）”此次，尽管在蒋的挽留下石瑛未能辞掉职务，但他心里明白：别的尚可计议，但作为“首都”南京市市长，由于不可避免的工作上的关系，同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迟早要发生势不两立的冲突。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真证实了这一点。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汪精卫大谈：“对日外交的根本方针，遵奉总理遗教，中日应携手共同发展。中日冲突惟以和平方法的正常步调去解决。”听了汪的谬论，石瑛把桌子一拍，站起来大声质问汪精卫：“东三省已沦入日本之手三年有余，南京街头流亡的东北父老，你为何视而不见？！热河长城口被日军占领，驻天津的日军正加紧演习巷战，难道这些你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所谓和平方法、正常步调，解决得了的吗？”
早在１９３３年，日本驻华总领事馆要求中方准许其在首都南京的夫子庙、新街口、白下路等闹市区，或买或租一块地盘，以开设饭店，实则想借此设情报点，为侵华战争服务。而亲日派却视而不见，准备出卖国家利益。石瑛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召集上述地区的房地产所有者开会商讨对策。众人同仇敌忾，议决以产权所有者名义各自抗衡，决不让一寸土地及房产落入敌手。日本人与石瑛初次交锋就领教到厉害，遂想找机会套近乎软化他。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７日，全市举行防空演习，日本总领事须磨带着一帮人装模作样地“疏散”，恰好看见石瑛站在十字街头指挥演习，便请陪同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引见。唐有壬是著名爱国志士唐才常的儿子，在北大曾当过石瑛的助教，也是经石瑛引荐而步入仕途的。但他后来认贼作父，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因而被石瑛唾骂多次，平时已不敢面见石瑛。此时的唐十分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为须磨引见。
石瑛正忙得不可开交，猛见这两个不速之客，抬头朝须磨当头一炮：“我们搞防空演习就是针对你们日本人的，你满街乱窜干什么！”须磨还想纠缠，石瑛毫不留情呵斥：“日本的侵略行径与强盗无异，我与强盗无话可讲！”继而，对呆在一旁的唐有壬喷出二字：“奴才！”说完就拂袖而去。须磨恼羞成怒，向驻华外交官散布“石市长对外国使节不讲人情”的流言。一位英国外交官仗义执言，讲述自己曾去中央医院就诊，医生不懂英语，请来正在住院治疗的石市长当翻译，说明石瑛珍视国际间的友谊。结果，须磨此举适得其反。
１９３５年３月，日本《朝日新闻》社派代表团来华访问。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石瑛，通知市政府的科长以上官员前去迎接日本人，不得有误。石瑛怒不可遏地回答：“我的科长以上职员决不迎接他们的敌人！”放下电话，石瑛即下令市政府职员放假，使得“欢迎”举动无法实施，然后义无反顾地打了一个辞呈。石瑛这次辞呈终于获准，由马超俊继任了南京市市长。
石瑛卸职离宁时，成千上万送行的南京市民，有的拥到石瑛住宅门前，有的拥上街头，有的拥向下关火车站，还有的拥在了三等车厢前。人们向石瑛献上了“爱国爱民”、“永恩不忘”等红匾，许多人甚至行跪拜礼。身着灰布长袍、土布单鞋的石瑛拱手与南京人民依依惜别。
抗战时期，石瑛病逝于大后方。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短评，赞扬了石瑛清廉、爱国的一生；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了追悼会。那天，蒋介石居然也未出席地位比石瑛更高的陈调元的葬礼，而出席了石瑛的葬礼……
摘自《反腐败导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