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腐败案标本解析
　　2011年1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宋勇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为他人在承揽工程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钱款折合人民币1022万余元，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宋勇案发以来，该案涉及县以上干部多达59人。
　　案发缘于老部下的供述
　　宋勇，1955年1月出生，曾在盘山县古城子乡插队，从乡、团委副书记干起，经过三十几年官场历练，2008年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级）。
　　宋勇案发缘于其主政朝阳市期间的一宗土地大案，并与其老部下宋久林（原朝阳市委常委、凌源市委书记、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有关。宋久林于2008年9月“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调查”，主要问题是在一起外来企业低价收购矿山事宜中收受贿赂，超低价收购引发了村民与外来企业冲突的“7.13”恶性事件。宋久林的供述牵扯出了宋勇。
　　宋勇与宋久林在朝阳当地被称为“两宋”：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市委常委兼朝阳市下辖的凌源市的市委书记，两人同为团干出身。2002年4月，宋勇由盘锦调任朝阳市代市长、市委书记，不久开始主持朝阳市北大街改造，时任朝阳市委常委、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宋久林正是宋勇的得力干将，屡受宋勇重用。2005年4月，宋久林被下派至朝阳下辖的凌源市任市委书记，仍兼任朝阳市委常委。
　　一座被暴力收购的矿山
　　2005年9月13日，福建商人汪长任在凌源当地注册成立天源矿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出资68万元、占股34%的汪长任为董事长兼总经理。
　　汪来到凌源之前，宋久林便委派当时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刘振富到铁矿资源丰富的凌源市万元店镇事先通气，提出汪长任要收购万元店铁矿。
　　此后，宋久林多次亲赴万元店镇施压。最终，承包合同尚未到期的万元店铁矿以2000万元的象征价格转卖给天源矿冶。 2008年，天源矿冶被估价2.1亿元，以1.72亿元的价格将83%的股权转让出手。宋久林、宋勇在此中亦有斩获。
　　天源矿冶获取的资源区处于朝阳沟村境内，运输需要占用该村东沟、北沟两组耕地。因补偿款产生分歧，村民拦阻天源矿冶在此修路通车。
　　2006年7月13日，在时任市委书记的宋久林亲自指挥下，由时任市公安局局长张林带队，凌源市政府动用近300余名公安、政府工作人员，以及雇佣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将百余名堵路的村民团团围住，不甘示弱的村民与之爆发大规模冲突，造成多名村民、警察受伤住院，这就是令人震惊的“7.13事件”。
　　“7 .13事件”后，凌源市政府将此次事件定性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先后有于福东等11名村民被判刑6年、5年、2年不等。因在“7.13事件”中不够卖力，时任万元店镇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等三人事后遭到查处，分别被扣上受贿罪判刑。
　　官员与房地产商“亲密”勾连
　　宋勇任内，与多位房地产开发商关系密切。最亲密的是朝阳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跃武和朝阳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宏伟，包括孙跃武和刘宏伟在内的多名开发商凭借宋勇“庇护”的城区改造工程，成为亿万富翁。刘宏伟的义利公司在朝阳核心城区圈地400余亩，事实上其注册资本仅800万元。宋勇的妻子崔云虹也在义利公司任副总经理。
　　在朝阳市总工会、新华书店的旧址上，刘宏伟的义利房地产公司盖起了目前朝阳市区最高楼、首座双子座建筑——燕都国际大厦。商厦内还按五星级酒店标准建设了宾馆客房。
　　退休前曾任朝阳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的李长春称，各地工会资产均归属中华全国总工会，地方政府无权处置。当初，朝阳市政府提出要拆掉此楼，打造朝阳核心商务区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曾派人前来协商。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在离旧址不远的原朝阳体育馆，政府出资盖成新的工会大楼。同时，补偿工会5300万元人民币。
　　李长春称，“目前为止，义利房地产公司一分钱都没给。而当时，原工会大楼那块地的1.2亿元人民币价款，义利房地产公司迄今仍拖欠市财政6000万人民币。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前脚刚走，朝阳市政府便将协议地块卖给了另一家房地产公司，盖起了另一座超大型商厦——兴隆大家庭。工会则被迫迁往郊外。兴隆大家庭的开发商正是华新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孙跃武。
　　据媒体披露，孙跃武是宋勇从盘锦带来的。孙跃武原籍朝阳双塔，在宋勇调任朝阳后一个月，将自己一手创办的辽河油田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辽宁盘锦迁来朝阳落户。
　　几个月后，宋勇升任朝阳市委书记。当时，宋勇主导的朝阳北大街工程正方兴未艾。孙跃武分得了最大一块肥肉——朝阳市久负盛名的“慕容街”（旧称双塔街）改扩建工程和双塔古街住宅小区，总建筑面积达7.3万余平方米。
　　“双塔街这块最好的地没有走招拍挂程序，直接被孙跃武的华新房地产公司拿走开发。”知情人士透露。
　　“该地块的土地交易在程序上基本合理。”中央纪委第一次来朝阳调查前，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曾亲自挂帅，查处北大街卖地事宜，得出以上结论。官商勾连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失地村民多年上访
宋勇主政朝阳市近六年，用非常规手段助推房地产开发，引发上访。
宋勇主政朝阳市期间，启动了针对朝阳北大街的改造工程，其中涉及数亿土地出让金未按程序使用，以缓缴的形式庇护地产商，从中受贿。
　　在朝阳市北大街改造前，扣北村共有村民2700多人，2003年被征地后，村民获得的补偿为每人3.48万元，三口之家约10万元人民币，但他们从此失去生存资源，也没有工作。
村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有房子。因为朝阳北大街改造，村民土地和宅基地都被政府划拨给开发商。2006年7月5日，义利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刘宏伟派推土机将房屋推倒。村民无处安身，搭大棚住一年多，才搬进安置房小区。“安置房每平方米以9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我们，但被拆房子补偿最高才700元每平方米。”一些村民说。“安置房是豆腐渣工程。有的房子，住户刚搬进去，地板就塌陷了一个洞，房间可以看到楼板开叉，墙壁裂缝可以塞进手指。”村民对补偿金额和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各种黑幕不满，引发多年上访。
迟到的忏悔
　　悔恨总是来得太迟。
　　2011年1月14日，宋勇在庭审结束前所作的个人陈述中表达了悔意。
　　“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我本人接受公诉人对我全部犯罪的认定，承认我的全部犯罪事实，我的罪行特别严重，收受的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的后果十分恶劣，应受到法律的严惩，我的心情悔恨交加。
　　“我之所以成为典型的腐败分子，是在四个方面陷入了危机。
　　“第一，我放弃了政治坚守，陷入了精神迷境。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逐步地发生了动摇，入党宣誓时的热血基本变凉了，最后变成无法医治的败血症。我放弃政治坚守的表现主要是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我心中不再是最高的，而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逐步在我脑中占据主导作用。最直接的表现是我贪欲的滋生和膨胀，我的贪欲是随着对家庭幸福生活目标的不断提高和位高权重导致的膨胀。确实是贪欲使我变成了魔鬼，使我成为了金钱的奴隶。
　　“第二，我把手中的权力变成谋私的工具，陷入了道德沦丧。我的权力观发生了严重错位，党和人民赋予我手中的神圣权力被我无耻地玷污了，我视公权为私权，总是把一些人为了谋取私利送给我的钱当成权力成本，认为是应该取得的回报，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在权力的运用上变慎用为滥用。讲感情不讲原则，损害了公众的利益，把我的家庭拖入了困难之中，具有全面道德沦丧的性质，是职业道德的丑剧，社会道德的闹剧，家庭道德的悲剧。
　　“第三，我主动融入庸俗化，陷入了环境危机。庸俗化是指腐败化的边缘化，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也是最为致命的自毁因素，在客观存在的庸俗化的环境面前，我完全放弃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与之进行斗争的职责，对适者生存的错误理解和支配下，完全融入到庸俗化中。我的行为是对庸俗化由融合到融入，由随波如流到推波助澜。我的自毁环境不仅是客观存在，而是我自己营造的，我走向腐败的坟墓也是我自掘的。
　　“第四，我缺乏对法纪的敬畏之心，陷入了安全困境。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安全保障就是要遵纪守法，对法纪抱有敬畏之心，在这个问题上，我表现得特别愚蠢，愚蠢至极，愚蠢透顶。我对法纪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真正的认识，把自己置于法纪的监督之外，我对于法纪神圣不可侵犯缺乏认识，总是对自己可能受到的法纪制裁抱有侥幸，我甚至特别荒唐地、愚蠢地认为自己是想干事的干部。在这种认识面前很难做到身有所正，言有所听，行有所指。实际上我有很多改过的机会但是我都放弃了，导致我在腐败的道路上一直踩油门刹不住闸，陷入了悲惨世界。”